日前臺灣社會重要的擾動，稍微整理了初淺對民主的想法，沒想到看完柄谷行人《哲學的起源》，立即打破昔日觀點，自己過去對西方哲學認識極淺，仍囿於課堂上西洋政治哲學從希臘神話-雅典-羅馬-基督教-英國君權/民權論辯-法國大革命的脈絡，這視角偏向論辯權力隸屬的正當性(Legitimacy)。而柄谷在此書中著墨愛奧尼亞哲學視野，延伸至蘇格拉底及柏拉圖擱筆，使我看見與過去主流雅典/民主政治思想不一樣的思維。原來，現今民主的弊端如剝削、階級分化等，早在千年前已嘗苦果。此外，平等與自由非但互斥而可能互利共生，作者大膽主張這樣的社會並非空想，曾存於現實，即便短暫，卻似乎是比民主更趨近理想的社會型態。
在認識古希臘哲學前，必須先了解作者的切入視角，脫胎於馬克思「生產模式」的唯物線性歷史觀，柄谷行人延續《世界史的結構》中的「交換模式」，從社會構作為觀察歷史發展的基礎，尤宗教層次封閉社會到開放社會的躍進，可分為四種類型：A「互酬」、B「掠取再分配」、C「商品交換」、D為否定A強迫式互酬，在想像層次「互酬-相互扶助」。簡言之，便是「交換模式」為維繫社群共存(「封閉社會」)的核心且該交換資源的方式決定了社會型態演變。因此，氏族社會仰賴巫術及特定相互給予的義務避免社會地位差距造成的分裂(交換模式A)，集權國家則是透過軍事征服/服從的支配關係(交換模式B)，世界帝國除了軍事支配(B)，尚建立在地域廣泛商業交易圈和貨幣經濟(交換模式C)，而普遍宗教便是在交換模式A被B、C解體後，在更高層次的回歸(交換模式D)，或可用馬克思的異化理解(alienation)，即否定A的互酬式巫術強迫性的義務(神聽人)，超越甚至人意志的互酬/互助(人聽神)。
接著，作者區分古希臘愛奧尼亞Isonomia及雅典democracy概念的差異，漢娜鄂蘭(HannahArendt)主張Isonomia為「無支配」狀態，而民主制democracy仍建立在「-cracy」的「多數人支配」，而Insonomia(無支配)之所以產生於愛奧尼亞諸都市，在於這是切斷了前氏族和部族傳統支配關係的移民城市，建立了新的盟約共同體，而雅典和斯巴達仍是以氏族為傳統的社會，殘存了不平等與對立。舉例而言，在愛奧尼亞，沒有土地的人不會到其他人土地上工作而是移居到其他城市，所以無法產生壟斷資源的大地主，因此有移動的「自由」帶來了「平等」。
對照下，希臘本土城邦因貨幣經濟帶來嚴重的階級對立，斯巴達犧牲了自由，徹底實施經濟平等，雅典保有市場經濟自由，並創造了Democracy，藉由人數上佔多數的貧困階層，強制性項少數富人徵收財富重分配。亞里斯多德如是解釋「自由的一種便是輪流接受支配與進行支配」。近代的自由-民主主義擺盪於自由主義(Libertarian)與平等的社會民主主義(social democracy)，並無法解決自由與平等矛盾的兩難。並點出雅典民主制度的盲點，雅典認同市場和言論自由，但為了解決階級不平等，卻必須藉由同質性社會成員排除異質者，而這樣的同質性本身卻違反「自由」，更易產生集權的產生如僭主(Tyrant)，另外，雅典民主主義的實現，不只需要剝削奴隸與外國人，更需支配其他城邦。Democracy追求近似Insonomia平等又自由的狀態，試圖以「支配」與「重新分配」的方式保有自由以達成平等，卻趨向了集權，結果卻大幅犧牲自由換取有限的平等。這對納粹的產生或當代的社會現況，其相似度無疑令人捏把冷汗。
愛奧尼亞自然哲學始於宗教批判，即以去除神明的方式說明世界。柄谷行人認為愛奧尼亞自然哲學家以「自然學」的觀點討論倫理與政治。他們將人類和世界都看作「自然」(Physis)，而這種「自然哲學」的產生與愛奧尼亞政治社會Insonomia密不可分。愛奧尼亞脫離神的因素，約在前七世紀從荷馬( Homer ca. 8th century BC)與赫西俄德(Hesiod active between 750 and 650 BC)作品流露愛奧尼社會經驗可見端倪，希臘奧林帕斯眾神取代了氏族神，聯繫著無氏族傳統的城邦，但從荷馬史詩中眾神地擬人化，便瞧見了眾神滅亡的肇端，擬人化的神和人同歸屬於自然，《伊利亞德》、《奧德賽》都揭示了神話敵對互酬和擴大的血誓(vendetta)難解的問題，暗示了背後自然(Physis)是驅動神與人的原因。
觀察赫西俄德的《神譜》，宙斯雖掌權成為至高之神，卻非超越化的神(創世神)，反映了多數城邦的聯邦的秩序，並從屬於自然。赫西俄德肯定了勞動的價值，這只能誕生於重視技術的愛奧尼亞，與輕賤技術的雅典人恰成對比。愛奧尼亞社會是極重視技術(Techne)的，後世尊稱為醫學之父的希波克拉底(Hippocrates 460－370BC) 表示「愛人者必愛技術」是基於「自然」(Physis)來看待人，故人與人是根本平等，生產關係上並無支配關係，而雅典的「愛智慧」(Philosophy)是人為建構的「律法、習慣、道德」(Nomos)，對愛奧尼亞而言是違反自然(Physis)的。然而，當時的世界不僅是雅典，遊牧民族和戰士性格的族群多是輕是手工勞動，而愛奧尼亞能有發達的工商業背後，便是以宗教改革(擬人化回歸自然的奧林帕斯眾神)。在赫西俄德的時代，已出現超越狹小共同體的思考，｢城邦的正義須是普遍的正義｣放諸四海(Cosmopolis)。
作者指出，自然哲學最主要的共通觀點就是｢物質自己產生運動｣，而對於原始物質則有不同看法。米利都學派主張這種觀點是為了否定物質運動背後有制作者(Demiurge)的神存在。如果否定物質自己運動的觀點，必然需要假設使物質產生運動的主體(Agent)，這樣的看法又容易回歸到神做為驅動的主體。柏拉圖是主張神即為制作者(Demiurge)；亞里斯多德則提出以泰勒斯(Thales c. 624 – c. 546 BC)發現了物質因與動力因，卻沒察覺形式因與目的因，認為運動應有終點，似乎隱喻神為終極原因的存在，因此他的形上學後來成為基督教和伊斯蘭教神學的基礎。而泰勒斯到德謨克利特(Democritus c. 460 – c. 370 BC)自然哲學，在後世神學占優勢下被摒棄。
不同於以觀察生物為主的亞里斯多德，愛奧尼亞自然哲學家排除了目的論，思考了宇宙、生命、生物，更進一步思考人類社會歷史的發展。否定了亞里斯多德(Aristotle 384–322 BC)｢人天生是理性的城邦動物｣，狄奧多羅斯(Diodorus Siculus wrote the Bibliotheca historica between 60 and 30 BC)如此描述人類及文化的起源：
最初，人類過著野獸般的生活，自由單獨遊居，因為容易成為野獸的食物，這份恐懼使人集結在一起，並認知到彼此共通性，開始產生了語言的交流，因為生活的｢需要｣引導人類發明各種技術與事物，自然賦予人類適當的才能。
這種進化論的觀點在基督教會確立時期受到壓抑沉寂。不過仍在不同領域展現活力，例如量子力學裏量子既是粒子也是波動，回復了愛奧尼亞物質與運動不可分離的思想。
圖片來源：心靈工坊
http://www.psygarden.com.tw/book.php?func=visit&bookid=MjAxNDA0MDMxNjI3Mzg=&deepread=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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